锋迷天下

                                                           

                                 

                                                                         &nbp;            坐！请上座！

                   

                                                        茶!  敬 香  茶!                                                                                   

                                      

1.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
2. 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他可能是鸟人。
3. 站的更高，尿的更远。  
4.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去吧。
5. 我不是随便的人。我随便起来不是人。
6. 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 
7. 聪明的女人对付男人，而笨女人对付女人。
8.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9.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则无敌! 
10. 一大学生 最低奋斗目标：农妇，山泉，有点田

吾兄早年在北美拿了学位，现在中国开了个公司。因与美国大学有商业往来，去年请我们去他公司座谈，介绍美国大学，说好除了我们，也就是三五个头头儿。

我探亲回国，来去匆匆，从来走那儿住那儿，一身旅行打扮，一个背包。到了说好的那天，我刚完成一个访问，准备座谈会完后去另一家访问。当我进入他公司会议室时，我呆住了，一屋子足有二，三十人，天哪! 这哪是座谈会，这是讲座！在美国，我这身旅行打扮是对听众的不尊重。我很气吾兄，讲座和座谈是两码事，心里很紧张，可事到临头，咱也不能狗熊。吾兄介绍他公司的人，这位是王总，那位是张总，还有几位我连姓都没记住，反正这三十来人的公司，至少也有四五个老总，具体是什么“总”，我也分不清。记得小时候看打仗的电影，老百姓管国民党败兵就叫“老总”。等吾兄要介绍我时，我接过来自我介绍：我是抒家家政总公司老总，是你们抒总的老总，就叫我叔总吧。大家哈哈大笑，我也轻松了点儿。会议顺利结束了，我质问吾兄，怎能把讲座当座谈会通知我，这不是诓我，让我出丑？吾兄解释，大家都要听听，临时变化，与他无关。气死我也。

家姐提了个主任，手下有仨俩人，从此称呼也得跟着改。我习惯了美国的直呼其名，更没有叫自己家人官职的心理准备，打电话找她从来直呼其名。但我明显感到对方的意外，也许他们认为敢直呼主任大名的，不是讨债的，就是要账的，而得知只不过是家妹后失望的“噢”，说明了没好戏看的扫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以后，我都用当地口音问？“属猪人（抒主任）在吗”？有几次把家姐都骗了。

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直呼“名”，比如，我姓抒，名萱，所有人称我为“萱”。我告诉老美“萱就是草（grass or weed）”，老美也昵称我为“野草”。同事之间若称史密斯博士，绝对是要和这主开玩笑。当系主任的老板更没人称“主任”，同样直呼其名。我的新临居是八十来岁的老夫妇，姓根，我称二老根先生根太太，他俩马上纠正，只让叫名字。

老板在当系主任时，有机会去美国NIH的一个所当主任。这个主任权利大呀，若当上这个主任，每年从他手中批出的基金上亿。以我的猜测他一定会去NIH当主任，有钱就有权嘛。万万没想到他不去当“钱权”两齐的主任，而是当着“为系民服务”的系主任。每年得伸手从NIH等方方面面要钱，特别是布什打仗，美国科研是罗锅儿上山“钱”紧，日子不好过。可他好像从没后悔过。一次谈天，有人问他不去NIH的原因，他说他太太不想去, 这回是我晕了。

我常常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人一当了官，称呼就变了，副职也不能称副职。张处，张队，张总，张主任，张书记----，官衔儿比姓名还重要；而老美不仅当官不能称官衔，除正式场合—总统不能不叫之外，连某某先生都很少用，直呼其名，看似不敬，实际不会仅仅是习惯问题，苦思冥想，一天忽然明白了。

中国的官衔是老虎头上三横一竖，叫第一次是老虎下山的一吼，给自己壮胆，给别人威慑，叫得次数多了，威风就有了。官大的称小官官衔，是提示他，他应自知他的地位。而美国的官称是孔雀的尾巴，看着美，可招来媒体的曝光。美国的媒体不是媚体，靠捐赠和广告才能存活，没新鲜玩艺儿能有收视（听）率吗？孔雀开屏美丽，可挡不住后边的私处。所以然，老美有官衔也不敢叫。怕！怕被监督。发表者: 抒萱

1.遇到乞讨者：遇到要钱的就给他（她）点饭，遇到要饭的就给他（她）点钱。
　　　　
　　　　2.上车遇到老弱病残、孕妇：让座的时候别动声色，也别大张旗鼓。站起来用身体 挡住其他人留出空位子给需要的人，然后装作下车走远点。人太多实在走不远，人家向你表示谢意的时候微笑一下。
　　　　
　　　　3.雨雪的时候、天冷的傍晚或者是雪天的傍晚，遇到卖菜的、卖水果的、卖报纸的剩的不多了又不能回家，能全买就全买，不能全买就买一份，反正吃什么也是吃，看什么也是看，买下来让人早点回家。
　　　　
　　　　4.遇到迷路的小孩和老头老太太，能送回家送回家，不能送回家的送上车、送到派出所也行，如果有电话的替老人或小孩打个电话就走，反正你也不缺那两个电话费。
　　　　
　　　　5.遇到迷路的人打听某个地址，碰巧你又知道，就主动告诉一声。别不好意思，没有人笑话你。
　　　　
　　　　6.捡到钱包就找找失主，如果你实在缺钱就把现金留下。打电话告诉失主就说你在厕所里捡到的。把信用卡、身份证、驾驶执照还给人家，一般人家也不会在乎钱了。把人家的地址记在你的笔记本上，以后发达了去找人家道个谦，把钱还给人家。
　　　　
　　　　7.遇到学生出来打工的、勤工俭学的，特别是中学生、小姑娘。她卖什么你就买点，如果她不是家庭困难，出来打工也需要勇气的，鼓励鼓励她吧。
　　　　
　　　　8.遇到夜里摆地摊的，能买就多买一些，别还价，东西都不贵。家境哪怕好一点，谁会大冷天夜里摆地摊。
　　　　
　　　　9.如果钱还宽裕，别养二奶，偷偷养几个贫困山区的学生。别让人家知道你是谁，要不然见面了多尴尬，多不好意思。但是你心里一定会觉得舒坦，比包二奶提心吊胆的要好得多。如果真想包也可以包一个，好事坏事一起做。人吗，本来就复杂。
　　　　
　　　　10.如果时间还宽裕，而且碰巧觉得我这个人还顺眼，那就顶一下我的贴子，总比去顶看了觉得上当的贴子舒服。时间宽裕不少就请把这几句话多转几个地方，毕竟好人多了咱们睦镆彩嫣埂?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大陆歌手怒斥日本记者

看到这样的标题我们不禁会想起台湾当红组合S.H.E在接受日本一个电台采访时被问及：“你们是中国人吗？
他们三个人回答说：”不是，我们是台湾人。而这样的事情在台湾艺人当中时有发生
  近日大陆歌手郭鹏在参加日本某酒吧一个小型音乐会时同样被记者问到此问题：“请问你是中国人还是
台湾人，郭鹏笑了一下说：”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可笑吗？中国国民党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
在接受亚洲版《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你们日本记者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我们不会背弃自己的祖先的。我是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日本记者又问：“台湾艺人S.H.E、张惠妹都曾经说过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他们依然很红并没有受到
此言论的影响。请说说你对此事的看法。郭鹏说：”至于某些台湾艺人称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样
可笑的事只有一些愚蠢的中国人和心怀叵测的日本人才会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全世界都知道，
像S.H.E、张惠妹他们根本不配做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滚出台湾因为那里也是中国。
接着日本记者又问：”他们的人气依然很高可见你们的国人并不否认他们的说法。郭鹏又说：“你错了，
有良知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厌恶他们了，做为一个知名的艺人你连自己是那里人都不知道岂不很可悲，
那些还在支持他们的粉丝只是一些没有思想没有家的可怜虫。我郭鹏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任何人问我
我都会说我是中国人，艺人注重的是艺德，像S.H.E、张惠妹连自己是那里人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你支持。
    在音乐会上主持人要求郭鹏用日语向大家问好，郭鹏说：”对不起我是中国人，并且拒绝用日本礼节谢幕。
整场音乐会郭鹏一直都穿着印有五星红旗的T血演唱，在演唱了《下雨的情人节》《永远的家驹》两首自己
的歌曲后，最后还唱了一首高峰的《大中国》。
在回后台的路上，郭鹏和记者发生了冲突，导致双方工作人员争执起来，整个记者招待会充满了火药味。
日本记者不断向郭鹏挑衅，直到整个局面无法控制，郭鹏很气愤掀翻桌子向记者大暴粗口拂袖而去。

  抗战国军活埋1200名日本军人，该吗？

　







      


      孙立人（1900-1990），抗 日名将，字仲伦，安徽庐江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攻读军事。

　　1927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

　　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4团团长。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4 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 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读者朋友们，你认为孙立人这样做该不该？

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数亿人脱离贫困，并吸引了全球对它的未来发展展开想像。但是一些不良的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很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中国政府能够对诸多关于改革负面影响的指责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包括环境不断恶化以及社会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等。只要经济增长最终能够让每个人都受益，改革就是利大于弊。

但现在，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以及对经济飞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日感担忧之际，新数据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贫困。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 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这个分析报告已递交中国政府。

这个人群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同期，中国经济几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其他群体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

中国最贫困人口收入降低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过，它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动摇中国近30年来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发展经济学家一直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其他贫穷国家发展的榜样，这些数据也使这个模式遭到质疑。这份分析报告尚未对外发布。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对“水涨船高”的理论带来更多疑问。

中国发展的例子使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以约10%的速度增长，连续的增长已经使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学家的论点是，如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那么每个家庭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世界银行的新发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显示中国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出现了下降──尽管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富裕人群变得更加富裕是以最贫困的人群为代价的。整体社会福利提高是中国接受不均衡发展的底线，但这一发现却与这一点背道而驰。

早在1978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打破平均主义，开启了全球最大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试验。他知名的言论之一就是，中国要脱离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模式确实奏效：当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心先富起来，并且现在已经比中国其他地区都富裕的同时，中国全国各地的平均收入也在持续上升。但是如果中国社会一大部分人不再从经济改革中获益，并且变得更加贫困的话，这将削弱继续在这条改革道路上走下去的基础。

另外，已公布的数字也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据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0.4，高于1981年的0.3。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美国处于类似的水平。基尼系数是被广泛采用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它的最小值零表示完全均衡，数值越大越贫富差距越大，最大值为1。

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对中国数据的分析，不论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还是内陆及沿海地区，抑或高薪与低薪工作，处处都显示收入最高的人与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很多观察人士将这种状况归咎于中国社会福利系统的缺失。随着医疗费用不断飙升，并且没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这些费用，医疗保健成为外界特别关注的焦点。那些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用的患者经常无法在医院接受治疗。

退休学者李志宁说：“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已经很脆弱了。改革后，它近乎完全消失。”他还说，这使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上没有多少可用的工具。“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这些新数据将对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清楚。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已经建议中国政府在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社会福利项目上加大投入。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对充满艰辛的经济改革使全社会受益，还是只是让拥有优越社会关系的少数人变得更富裕的争论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激化了这种争论。

中国中央领导意识到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它的权威，现在已经把解决这些问题列为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即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用使中国人民变得更加富裕的能力来巩固其正统的执政地位──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壮举之一，在25年中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有关一部分人收入正在下降的证据将极具破坏性。郝福满强调说，世界银行的发现并不是最后精确的结果。得出上述结论的数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通过对大量家庭进行调查收集而来的。

首先，这个调查是对中国社会最贫困的人口在两个不同时点的简单对比，它并没有对同一人群进行持续跟踪。因此，这并不意味2001年最贫困的10%人口在2003年的收入都下降了2.5%。其次，世界银行于2005年开始进行分析，因此它并没有获得2005年及2004年的完整数据。最新的数据可以决定这种收入下降趋势是否在不断延续，或者只是一个独立现象。

郝福满还说，世界银行的分析发现了一些好消息。最贫困的10%人口中大部分属于暂时性贫困，他们贫困状况主要是由突发疾病、失业或者土地征用等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医疗保险或失业福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最贫困人群中仅有20%-30%属于长期贫困，即使这样，这部分人也有一些积蓄。

美军专家：中国军方在失落中弥补漏洞 约翰·克力斯特朗是美国国家前战略研究部主管。目前移居荷兰。此人在早期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真对中国战略措施题案。另外，自称其对中国有很深度的了解。曾经在80－90年代多次来华，以下是他在出现坠机事故以后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的节选。 　　约翰·克力斯特朗：近期中国军队多次发生比较严重的重大事故，在01年出现的西北地区歼8DMII型战斗机坠毁。02－03年出现的南海舰队潜艇触礁。北海舰队新型宋III级潜艇，事故毁损。等等，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处在一个及其严重的技术人才匮乏之际。 　　中国截至2005年底外汇储备达到8000亿美金以上，按照这种外汇储备资源比率，中国足可以在00年开始变着手开始创建一只几乎可以称霸半个星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中国目前3154家大中型军事科技研究机构中，被目前中共政府审批定性合格的设计方案，就多达1000于个。包函“863”“9511”“长城”等改革计划。虽然，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完全将这些设计现实。但是，从01－06年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能够启动上马“开工的”设计寥寥无几。不足10％。其主要原因实际并不是中共军方所说：“军费不足”因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洲的制造体系不同。他目前还是采用国家主导的“计划形式”军备采购控制。因此，中国军方在武器方面。不同于外界。只要军方看重，那么尽管可以开工生产。至于预期费用，可以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由政府逐步偿还。而无需一次性大批军事预算款。因此，往往中国在对外公布的年度军事预算中，仅仅公布政府此次预期支付费用，而没有报告偿还历届费用。 因此，导致中国军费实际数字与公布数字相差很多。 　　但是，目前中国缺乏的高级的军事技术制造人员。中国的军事产品一项管理及其严格。等级质量审核制度可以说，做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 　　在则，他很少涉及到国内军事投标建设，因此，很难说“腐败”起到多少作用。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有2点。 　　1，严重匮乏高级技术人力资源。 　　中国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为长期的（80－00）经济化快速政策，导致了中国诸多家庭观念的转变，失去信仰的中国人，很难说不被强大的拜金思潮所迷惑。在加之，其这回结构总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了这个曾经自许为：“劳动者建立的国家”现在则把劳动看作很堪的事情。多数中国学生在就学时期，就梦想着去做“高级白领管理”等等，非技术类行。 　　因此导致了中国军事产品领域的研制与制造严重脱节的现象。其一个在湖北的国营造船厂，目前拥有的“中国标准”的高级工人技术制导师不足其操作工人的1％。在美国目前至少不低于3％欧洲则是5％。日本更加充足，达到8％。 　在军事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激光数字化数控机床技术，中国目前排名世界第3三，仅次于俄国。但是，在中国能够操作这种机床的人员不到技术力量的0.1％。也就是说中国可以研制世界级先进的激光数控技术机床，但是，却没办法去使用它。这不能不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哀！ 　　在这些基础资源匮乏的下的军事工程领域。出现连续性的严重事故，不能不说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是应该不会使人感到震惊的预料的。 　　2，中共盲目的急速弥补：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一贯采用的：造－设－研。3级制度。号称“10年制度”即：在10年内制造更新一批，设计定性一批，上马研发一批。这是一个在长期中总结的比较科学的规划制度。 　　但是，自90年代开始，中国基本停顿了常规军事研制。主要以对外采购为主题。导致了国内大批设计资源被迫搁置。在在随着经济至上的极端做法，导致了，严重失去自身制造研发时间与能力。他的制造人员已经惯了，拿来欧洲，美国标准进行制作，而对于自己的标准很难在想得到。 　　但是，进入90年代中晚期，由于台海局势紧张，中日海上对抗，美国出兵中亚。南海格局突变，导致，中国在98以后开始急速提升军事量的做法，（与军备竞赛不同）。以来弥补在长达20年内所累积下来的诸多技术研发方案。但是，在前者与现实2个条件制约下，中国急速的弥补，必然导致各种弊病产生。 最近刚刚出现的西北21集团军所属新型140mm滑堂坦克炮，出现炸堂的更加严重的事故。以及中国军用运输机伊尔－76坠毁的事件。因此，这也是目前新的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中国领导想在今后的10年内，建设所谓China Makes。即所谓：中国制造。就必须使其几乎全体国民转变对于“劳力”的看法。这个看起来是很难的。 　　目前，中国军事科技可以说很类似于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的希特勒德国制造的“虎2”坦克。它拥有最强大火炮，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电机传动操作，拥有最厚实的装甲防御。但是，它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心脏”－发动机动力系统。因此，它被称作：泥足巨人。 　　再来看看中国目前是不是也是处在泥足巨人时期？中国应该就此吸取他应该得到的教训。从新按照自身规划，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个对于及其聪明的中国人来说，绝非是艰难的事情。这也是华府根本不可能阻止的。 　　但是，在回到“大跃进”“放卫星”的中国红色时代，很难说这个世纪机遇的末班车，还有没有中国这个伟大的“泥足巨人”的坐位？

中央查处陈良宇的消息经媒体传播后，先不说对腐败分子的震动，人民群众象过节日一样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却是发自内心的。在我身边，我听到最多的是三句话是：
　　第一句话是“我要入党！”腐败现象侵蚀党和国家的肌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特别是看到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得不到有效根治，越腐越升，在群众眼里早已是“病人”，可在“组织”那里却成了强将，一路被一些人力排“干扰”，得以重用。所以才有腐败分子叫嚣要“摆平中纪委”，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位临近退休的省级报社的记者，当我问起他退休以后准备干什么时，他非常伤感的告诉我；“第一件事就是想退党。”这不是耸人听闻，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实。前几天，我见到他，他告诉我，“陈良宇到台，使我们全家增强了对党的信心，我要求我的儿女们一定要争取加入光产党。”这句话，不仅是在网上，现在我们机关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入党！”听起来虽然有些觉得怪怪地，但大家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充满了对党和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
　　第二句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一度时间，网上曾就“腐败难除是因为群众的热情降低？”进行过讨论，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政令不通，一道很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就歪嘴和尚念错经，政策不能贯彻。二是群众的意见一大堆却无处申诉，甚至诸如信访这样的部门也形同虚设，上下不通，这些地方政府权力官员既不能维护中央权威，也不能代便民众利益，除了私利，别无它利。三是党同伐异，提拔自己的亲戚，朋友，冷落打击与自己作对的人，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四是一些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大搞面子工程，献礼工程，大把花掉纳税人的钱，却对国计民生不闻不问。这些现象的存在，降低了群众对反腐败的决心，持观望态度。尽管从表面上看，群众热情有所降低，实际是在等待爆发。陈良宇被查处后，人民看到了党中央的决心，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时，都会同时引用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对那些深藏不露善于伪装的腐败分子，大家普遍感到：“狐狸尾巴藏不了几天了！”
　　第三句话是：“胡哥，好样的！”胡锦涛同志当上总书记的那年春节就坐到炕头上跟百姓一起包饺子，连老外看了也叫OK。之后，一系列的亲民形象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号召落到了实处。近几年反腐倡廉刀枪出鞘，更是动了真格的，挖出了一批象韩桂芝一样隐藏很深的贪官，严惩了买官卖官、收受贿赂、参加赌博的赃官，撤掉了一些不作为的懒官、庸官，使老百姓出了一口气。“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民对胡锦涛总书记充满敬意。尽管我们周围的问题不少，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少。但胡总书记在带领我们一件一件的克服。陈良宇倒了,这次的行动，不应只是对干部的纪律敲响警钟，更表明中央对惩治腐败的决心。所以，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时，会情不自禁的叫出“胡哥，好样的！”。我用这句话在网上搜索，一下子就找到了81 个网页，绝对的民心所向。
　　说查处陈良宇成了民间的节日，一点也不过分。人们喜形如色，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可见腐败对民心的腐蚀不亚于战争。一个人生病并不可怕，关键要及时看医生，去掉病灶。如果久拖不决，成了癌症，那才是最可怕的！

一个大概5/6岁的小男孩和他的爸爸站在卖日本寿司的柜台前，“爸爸爸爸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
　　可怜的爸爸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在对售货小MM说：这个要8块。这个要12块。这么小。这个要
16块？什么做的啊。
　　“爸爸，我还要这个，那个很好吃上次MM买了我要2个。”
　　我正想这爸爸可能要把这柜台上摆的这20来种寿司都要买下了只见这爸爸俯身抱起孩子：路路
啊，这些日本寿司好吃吗？
　　“好吃”
　　“你说日本动画片好看吗？”

　　“好看”
　　“日本的机器人好玩吗？”
　　“好玩”
　　“你再说说日本的MM漂亮吗？”
　　“漂亮”
　　“可这些都要花钱的啊，爸爸买不起，要不用你那小猪里面的钱买好吗？”
　　“我不嘛”这是个小守财奴
　　“那这样好吗，路路快点长大，我们拿上枪，去日本打日本鬼子，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过来，这样
路路就可以吃很多很多的寿司， 玩好多好多的机器人，看好多好多的好看的动画片，还可以和好多
漂亮的日本小MM做朋友，而且都不用花钱，这样好不好？”
　　“好。”小守财奴点着小脑袋
　　“那我们回家去打枪好吗，这样长大了路路就可以一枪打一个日本鬼子了。”做爸爸的在趁热打铁
　　“恩。”
　　于是做爸爸的把孩子坐在肩膀上，雄赳赳的离开了。
　　卖寿司的小MM一脸的暴汗。

       温家宝总理一向以亲民、爱民为世人所称道。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走进百姓当中，和同代人在一起，像一位和蔼的哥哥或弟弟；和下代人在一起，像一位慈善的伯伯或叔叔。他有许多经典的亲民、爱民细节。仅今年以来，在我的脑海里，就有“三句话”印象极深。

　　一句是“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
　　2月7日上午，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的，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的座谈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挽着基层群众代表的手亲切地说：“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
　　这简短、质朴的话语，是温总理对执政为民理念更深刻地理解，对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形象地诠释，也是温总理爱民亲民心声的真情表达，不仅听起来让人感到亲切、实在，而且在这个方面，温总理为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他不喜欢前呼后拥，他下去有一个特点，你给他安排的点他不去，安排的第一户可能看一看，出来以后就随机走了。下煤矿、访疫区、入灾区、进工地、为民工讨薪、跟贫困户唠脱贫嗑、与艾滋病患者同进餐等等，每遇突发事件或群众有难之时，温总理总是身临一线，出现在群众当中，那一幕幕场景、一声声感人的话语，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了“我们政府的大门确实是向人民群众开的”！

　　另一句话是“今天就地解决”
　　7月1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河南清河新村库区视察工作时，当得知果农李书和桃子成熟但却没地方卖的情况后，当即说道：“今天这个问题，我帮你就地解决。”
　　其实，其他领导干部也能够“今天就地解决”的，比如陪同温总理视察的省市领导。他们却没有。原因无非有这样几个：一，他们过去没有像温总理那样深入群众，当然发现不了问题，也就没有机会和可能“今天就地解决”。二，不卖桃子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这些领导干部从来就不卖桃子，生活也过得很好。三，他们习惯于一事当前，先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力争“全面妥当”、“万无一失”，即使是农民卖桃子这样的事情，不开三五次会议、不发三五份文件，那是不叫解决问题的。其实，有很多久拖不决的事，不能归结为操作上的原因、口才上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第三句话是“只要关乎老百姓，就是大事”
　　7月22日，温家宝总理冒着酷暑，来到湖南郴州看望灾区干部群众。一路走来，温家宝总理反复叮嘱当地干部“只要关乎老百姓，就是大事。”
　　这与温总理的“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座右铬多么的相吻合！但时下确有一些官员较之于温总理的为民、爱民、亲民、恤民情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一言一行不是从群众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瞒上欺下”，有的甚至连救灾款也敢贪污，这样的干部，还能把老百姓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对待吗？
　　温总理的“三句话”，朴素而直白，却掷地有声，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作为一面镜子，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应经常对照，只有时时刻刻牢记人民利益重于一切，才能竭尽全力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１，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２，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泪，就是时间，以时间来推移感情，时间越长，冲突越淡，仿佛不断稀释的茶。 
３，怨言是上天得至人类最大的供物，也是人类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 
４，智慧的代价是矛盾。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的玩笑。 
５，世上的姑娘总以为自己是骄傲的公主（除了少数极丑和少数极聪明的姑娘例外）。 
６，如果敌人让你生气，那说明你还没有胜他的把握；如果朋友让你生气，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 
７，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８，令狐冲说“有些事情本身我们无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 
９，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哪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而当我终于老死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所以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然后等待着老死。 
１０，也许有些人很可恶，有些人很卑鄙。而当我设身为他想象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可怜。所以请原谅所有你见过的人，好人或者坏人。 
１１，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水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里。 
１２，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我们从容面对这离别之后的离别。微笑地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你！ 
１３，死亡教会人一切，如同考试之后公布的结果——虽然恍然大悟，但为时晚矣~！ 
１４，你出生的时候，你哭着，周围的人笑着；你逝去的时候，你笑着，而周围的人在哭！一切都是轮回!!!! 我们都在轮回中!!!! 
１５，男人在结婚前觉得适合自己的女人很少，结婚后觉得适合自己的女人很多。 
１６，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１７，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 
１８，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给自己留下了什么遗憾，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该爱的时候就去爱，无谓压抑自己。 
１９，《和平年代》里的话：当幻想和现实面对时，总是很痛苦的。要么你被痛苦击倒，要么你把痛苦踩在脚下。 
２０，真正的爱情是不讲究热闹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繁华更不讲究嚎头的。 
２１，生命中，不断地有人离开或进入。于是，看见的，看不见的；记住的，遗忘了。生命中，不断地有得到和失落。于是，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然而，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 
２２，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２３，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２４，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

            河北省雾灵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要送出3万多张价值300万元的“人情票”，景区有当地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一次可免费送出10人上山的“优待”，可仍远远满足不了某些官员的“胃口”。（见9月27日《宁波日报》）

河北一个自然保护区每年要送出价值三百多万的“人情票”，是什么助长了这种拿国家集体的利益当“人情”的歪风邪气，这些“人情票”又会滋生出多少陈良宇式的人物？哪些手中有一些权利的人，他们自己享受了免费的旅游和各种特权，就连他们的亲朋好友和朋友的朋友也都跟着享受了这些“人情”，一个小小的景区能承载多少这样的“人情票”？一个旅游点一年要接待多少这样的“人情游”？

中国是个讲人情的国家，平常的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些人情要还，有句老话“人情大如债”，生活中的人们有时为了还这些人情礼，借也会要去了这个人情。现在有些权利部门，他们把人民给予的权利，当成了获取私利的敲门砖，如果从你这里得不到一些好处，原本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业，处处设卡，时时加利，不是让你多跑几趟，就会让你多等些时日，还会堂而皇之地找出一些正当的理由，人们为了能尽早地办好事情，不得不送礼，不得不在一些时候送些人情。还有那些惹不起的“执法”部门，电力、环保、国土、消防等等，只要你稍微一个不注意，轻则遭遇到查处、整改，重则关门。你说这“人情票”不送行吗？关键是送了你，不送了他不行，这样只要是有关的部门，都应该送，河北一个景区一年要送三百多万元的人情债，还不够，这样的一些为人民服务的部门设置了有何用。

在这些人情债的背后，又有多少人在以权谋私，又养肥了多少贪官污吏，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贪官越查越多，为什么这些人的手越伸越长。这不光是许多的“人情”养活了贪官们，也是这些贪官们的私欲，纵容了自己。本来规定好，一个副处级干部一次可免费送十人进景区的“优待”，还是不能满足其某些官员的私欲，还有人专门钻空子，一次又一次地送，一天可以多达几十人，这些有权的官员们胃口如此之大，就没有法律来管他们？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对那些手握权利的官员，让人民群众来监督他们？

猫为什么不抓耗子？

过去人们生活困难的时候，猫让狗逮住，轻则受伤，重则毙命。

　　　那时候，民间传留着这样的故事。说是有一户穷苦人家，养了一条狗和一只猫，狗和猫成了好朋友。主人对它们一视同仁，多少年相安无事。一天晚上，狗捡到了一个金元宝，很想马上交给主人，因为主人休息了，狗急得在门外直转圈。这时候猫过来了，要求替狗把金元宝送给主人，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猫叼着金元宝从窗户里进到屋里，叫醒了主人。

　　　主人得到了金元宝，从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主人认为自己的好运是猫给的，对猫充满了感激之情，猫从此过上了非常好的生活。而可怜的狗，经常受到主人打骂，主人还要狗向猫学习。每天只能吃猫剩下的残羹剩饭。从此狗对猫记了仇，见到猫必是置之死地而后快。故事的真假没有办法搞清楚，过去狗咬猫千真万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狗不再与猫为仇了，常见朋友家里同时养着猫和狗，好像他们已经化解了过去的仇恨。

　　　前些天，一个朋友家闹鼠患，朋友感到很闹心，到处诉苦。我问朋友，你家里养的猫呢？朋友说，那是宠物猫，不逮老鼠。这话听着新鲜，过去有句话“是猫就逼鼠”，无论什么样的猫，老鼠见了都会跑的。前些年市场上卖一种电子猫，就是模仿猫的叫声，对吓唬老鼠很管用，现在老鼠连真猫都不怕了，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想来想去，找到了这样几点理由。过去猫逮老鼠首先是为填饱肚子，其次是为讨好主人，再次是为显示技能。老鼠怕猫，因为猫吃老鼠。现在猫成了宠物猫，如果猫见了死老鼠叼回家，必然惹得主人不高兴，猫知道了这一点，就不再逮老鼠了。老鼠一定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判断，才敢冒险去试探，果真猫不再逮老鼠了，所以老鼠才敢放开胆子，这下朋友家被老鼠搞乱了套。

　　　最近新闻媒体广泛报道，河南省副省长面对汝阳不经批注擅自开工污染企业，对环保部门断喝，养猫不抓耗子要猫干什么，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严正的质问。赢得了网上和广大群众一片赞扬之声。这样的声音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猫”们幡然悔悟吗？我觉得还是不要太乐观，因为猫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猫，耗子也不再是过去的耗子。

　　　人们习惯把违法乱纪的人称为耗子，而与之对应，称执法执纪部门为猫。耗子有多少种，就有多少种猫。猫的分工越来越细，各种耗子的种类也随着越来越多，耗子们的不法行为不仅没有在猫的震慑下得到收敛，而且大有鼠患成灾的阵势。有些耗子混到了猫的队伍里，有些耗子与猫结成了联盟，有些耗子把猫拖下了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呢？

　　　执纪执法部门一方面待遇不断提高，一方面经费严重不足，越到基层，这种现象越严重。由于执法执纪部门相对待遇较高，使一些人趋之若鹜，千方百计混进这样的队伍，这便更加重了经费的短缺。逼使这些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创收。如基层环保部门就有很多自收自执人员，没有污染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没有保障。这就造成了哪里污染严重，哪里环保部门的待遇就高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与之类似的还有国土、城建、计生、公安、安检等等一大批部门。

　　　在优化发展环境的“大旗”下，政府的指挥棒对一些部门的执法执纪行为构成严重威胁，迫使一些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某些时候会把两只眼睛都闭上。有的执纪执法部门的人说，新上企业不符合政策法规，如实上报肯定批不下来，政府就把跑批文的事交给执法执纪部门去办，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就是要限期拿到批文。自己是管这一块的，本来不该开绿灯。还要跑到上边疏通关系，明摆着是执法犯法，又不能不去做。

　　　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了一些执纪执法人员。有些人员经不住各种利益的诱惑，有的被拉下水，有的同流合污，有的出卖了灵魂。有些人不就对记者说宁肯丢官，决不退股吗。最近，山西的一个局长被依法搜查，仅从办公室了就搜出几百万元，真是触目惊心。

　　　养猫不抓耗子固然是猫的不对，把猫一棍子打死也并非是万全之策。要紧的是帮助猫认清自己的职责，创造有利于猫抓耗子的环境，切断猫与耗子的感情联系。只有这样，猫才能放心大胆的去抓耗子。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 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
　　
　　　　上帝对羊群说:“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 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后，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
　　
　　　　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后, 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后悔，向上帝大倒苦水, 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 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后,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后,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
　　
　　　　一只老公羊提醒说:“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给上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终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谁逼百姓死无葬身之地       在拥有36万城区人口的湖北省荆门市，由于一家民营企业华达公司通过民政局买断当地唯一的公墓和殡仪馆20年经营权，导致当地殡葬价格一路飙升，墓穴价格从几年前的1500元涨到现在的最低7800元，部分墓穴价格甚至被炒高到11万元。一些群众表示，如此垄断经营是要让百姓“死无葬身之地”！     “死无葬身之地”——在信奉“生死事大”、讲究“慎终追远”的传统文化语境下，这可是一句刻薄恶毒至极的咒语，然而，偏偏是这样原本夸张的“咒语”，在湖北荆门却成了真切的现实——据悉，由于墓穴价格畸高，超出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当地“部分死者家属不得不把亲人葬在60公里以外的邻县公墓”。       一家民营企业，所以能建立起这样的垄断地位，根子还出在“权力”上，即当地民政部门对殡葬事业管理的公共权力身上。据了解，当初在华达公司与荆门市民政局签订的经营合同里，写着这样的“约定”：“华达公司在荆门城区内享有殡仪馆、公墓独家经营使用权20年，民政局不得以任何理由开设和批准第二家殡仪馆和公墓”；不仅如此，华达公司还要求民政局，成立由自己全权负责的“荆门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在城区内行使殡葬执法等政府职能。        这样的《合同》不止让人费解，更令人惊骇。因为上述做法不仅是在滥用权力、乱签合同——《合同法》规定，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属于“无效合同”——更是在出卖、私售公共权力。由此，公权最彻底也最无耻地私化了，完全沦为企业维护垄断利益的“打手”。据悉，在华达公司全权负责下的“殡葬执法大队”，“打伤丧户家属、砸坏车辆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影响恶劣”。而作为滥权、卖权的“回报”，当地民政局分享的暴利是，20年500万的承包费，及其原局长陶某12万的贿款。       殡葬行业暴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此前一位自揭黑幕的老板，便说过流传甚广的话：“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与此相呼应的是，最近每年公布的十大暴利行业，殡葬业都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次颇为靠前，以2005年的“十大”为例，殡葬业名列第四，仅次于能源、药品医疗、中小学教育三个行业。       湖北荆门出现的权力趋利下殡葬暴利的局面，应该不是孤例。因此，如何避免逼民“死后无处葬身”这种殡葬暴利威逼下的民生困局，需要被拷问、追责的，不会仅仅是一个荆门民政局，乃至不会仅仅是单纯一个民政管理部门。

后患无穷的中国「面子工程」(图) 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183个城市去年争建国际大都市，一度遭建设部长汪光焘斥责为盲目求大、劳民伤财。但广州仍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世界之最」：全球最快的广州地铁三号线、世界最高的新广州电视塔、白鹅潭世界最大摩天轮……这股风潮在正举行的广州市人大会议上引起关注。有代表批评，以权力压低科学来争第一，留给后人不符实际的「面子工程」，不仅令人担心，甚至可说后患无穷。早在二○○四年，广州市规划局已透过国际竞投的方式徵集珠江新城双塔的建筑设计方案。当时，高度为608.8米、楼高110层设计最受广州市民欢迎，一时成为市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最高电视塔　斥资22亿兴建 不过，这项「世界第一高楼」方案后来由于巨大投资难以回报、危险系数高及不利生态环保等问题而遭搁置。 然而事件并没有窒碍广州要建设「世界最高」地标的信念。紧接，新广州电视中心建设指挥部宣布，已选定新电视塔的设计方案，将斥资22亿元人民币，兴建一座连天线高达 610米、世界最高的新广州电视塔，工程已于去年十一月底动工，预料在○八年竣工。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占地 92万平方米，号称世界最大的展览中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外，去年十一月中落成的广州地铁第三号线，其运行时速达 135公里，号称「全球最快」；广州还计划在珠江江畔白鹅潭兴建一座高达 150米的摩天观光轮，该项目目前还在招标，落成之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摩天轮。 「短短珠江　要几个第一？」 对于广州市当局不断追求「世界之最」，部份目前正在参加广州市人大的代表，却持保留态度。广州市人大代表林沛勋便说：「广州建设『地标』有利于提升层次、彰显地位，但短短几公里的珠江两岸，要建几个『世界第一』，是否真有必要？」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沙振权教授认为，城市争建「第一」，积极点看，可说是确立「城市营销」的概念。 不过，城市营销不等于产品推销，后者要凸显第一，但前者所要凸显的只是差异，其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较争取「第一」更重要。代表卢启明更直言：「如果拿出搞城建的力度来搞社会保障、教育、 生事业，我们的社会将更美好。」 官员喜建「形象工程」 中国不少官员为彰显自己的政绩，往往不顾实际需要，花费民脂民膏建造地标工程，这类工程被称为「形象工程」，又称「政绩工程」。 据国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透露，中国662个城市、 20,000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甚至有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建能容纳6万人大广场的笑话。 湖北襄樊市前市委书记孙楚寅的「形象工程」，就是兴建和扩建了诸葛亮广场等十多个城市广场，这些广场耗资庞大，少则数百万，多则上亿元。 广东英德市为了建全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的「形象工程」，选定英城镇高塘村为「试点」，规定每套别墅占地 240平方米（ 2568尺），造价80,000元。结果，别墅建起来了，农民们却债台高筑。

中国农民的“三穷” 不上学等着穷，上大学立刻穷 ——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接受教育已成为一个人安身立足的基本条件，决定着一个公民能否跟上时代，能否发展自己，能否享受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在农业生产中已越来越占据着重要地位，科学种田成为实际的需要，现代农业使农民必须应时代而变，不断强化知识和观念的更新。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基础。农民离开农业产业，进入其他行业，要有基本的教育背景，否则就只能做每月几百块钱的粗活。现在全国有4200万建筑工人，其中3200万是农民工；700多万煤矿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90%以上没接受到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尽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许多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是市场化能力还比较弱，需要不断地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训练。不光要会种地，还要会管理，懂经营，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世界潮流。良好的教育也是农村城市化的需要。农民要成为市民，其就业观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许多方面都要进行市民化转化，而这些转化都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来支持。中国农村现在五亿多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时间是7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日本50年前的水平。受教育水平低已成为制约农民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个根本因素，农民不培养孩子上学就只好等着穷。 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地供孩子读书，指望下一代不像父母那样种一辈子地、受一辈子穷，能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上学的费用实在高得很难承受。据有关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10元，现在已达100多元，高中三年花费现在要15000元左右，大学花费四年至少要四、五万元，可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才3200多元，一个农民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多年才够得上一个本科大学生四年的花费，干五年才够孩子上高中的花费。有的村子家家重视教育，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结果几年下来，“状元村”变成了“贫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又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马上面临成家立业、买房子，要想积攒点钱还债不知又要多少年。债务像一块巨石一直压在父母亲身上。农民无奈地说，现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农村因此常常出现这样令人心酸的图景：孩子学习好，家长是又喜又愁，既盼孩子考上大学，又怕孩子考上，心里矛盾重重。近些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幅都在百分之五左右，而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5%以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000个农户的访谈，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到去年全国还有160多个县的小学，140多个县的初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拨款为零，维持运转全靠收取学生杂费。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 1993年国家提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可实际的执行结果是2002年才达到3.2%，2005年又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多。若按占GDP4%的标准计算，十年教育投入财政欠账近万亿。而有限的教育费又大部分用于城市，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每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支出达五六千亿，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用于农村。农村人则要拿出1/4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到目前，全国还有少数县没能完全“普九”，已经“普九”的部分地区水平还较低、基础还不稳。受教育权的不对等，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281.55倍、323倍。九亿农民的子女在北大清华就读的还没有一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多。全国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子弟，教育的不公是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公，它会引起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甚至延续到子孙后代。必须改变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扩大城乡教育公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农民承担转移到政府承担，让高等教育的门槛向农民低开。 不打工现在穷，打了工以后穷 ——新“工农剪刀差”在自然延伸，只是表现形式变了，由工农扩展为城乡，由资金、物资的支持变为活劳动支持。 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一个以种粮为主的农民必须耕种20亩土地才可以达到8000元的年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18亿亩耕地只能容纳9000万农业劳动力，加上渔业、牧业、水果种植及其它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内，整个农业只能容纳1亿多农业劳动力，其余都必须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当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背起行囊、坐着火车跨省份、跨区域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提供劳务来获取报酬时，“外出打工”这个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在农民生活中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但农民工又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群体。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化建设道路的自然延伸，是新形势下的“工农业剪刀差”。所不同的是，从过去的资金和物资要素的支持转变为更加鲜活的劳动力要素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由过去的强制征取变为自愿行为；不仅更方便更快捷，规模和力度比以前也大得多。农民工不仅与城镇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而且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时间过长，收入长期基本未增。表面上看，一些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几乎达到甚至超过了当地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但这往往是以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高达十几个小时为代价换来的。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薪酬，还往往被长期拖欠。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超过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等至少3000亿元。由于农民工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卫生条件差、生产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伤事故比例高、重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达数十万，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许多乡镇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60%的设备缺少必要的防护用品，90%的企业粉尘超标。土法开采的小煤矿，使矽肺病发生率急剧上升，有些民工仅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在透支了他们的青春、体力、精力之后，往往即意味着打工生涯的终结，用工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农民通过打工真正成为市民的在现阶段还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还必须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由于打工期间很多企业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打工的积累又十分有限，打工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如再遭遇上伤残或职业病，后果很难想象。他们说死得起，但伤不起。长期在城务工，农活也荒废了，农业科技的知识生疏了，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5年超过3万亿元，5年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而再看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发达国家是35～45%，中等发达国家是25～35%)，“水”涨了，“船”却没有高起来。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而这其中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又属最慢。在珠江三角洲，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里农民工月工资仅增长了68元。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当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着力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的工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有国力，探索一套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广大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在过了打工的年龄后能有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为穷不看病，因为病更加穷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教育、医疗、养老被农民称为是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现今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对农民来说都是极端奢侈品。在计划体制内享受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的人有能力承担，城市中收入较高的人有能力承担，而广大农民则无能为力。两个不同的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农民的窘境是不言而喻的。农民说“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送，绝症再往家中抬”。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农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有病也不敢去看已成为突出现象。据权威统计，中国农村人口有近9亿，农民用于医疗的费用每人每年不足10元，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在必须住院治疗的农村人群中，有近50%的人因缺钱而放弃治疗。2003年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包括实物收入)，而从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来看，2003年农民平均住院费用是2236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农民家庭有一个人住院，可能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医疗费用上。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资源少得可怜。从1982年到2001年城市医院病床增加了100多万张，而农村医院病床则减少了20多万张。农村产妇及婴儿的死亡率都是城市的3倍以上。全国平均15个行政村拥有1个乡镇卫生院，1000个农民拥有0.79张病床、1.3个卫生技术人员，乡镇一级卫生院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务人员只占1.4%。多数乡镇卫生院，设备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仍靠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老三样”开展工作。在广大农村基本解决温饱后，有人说，“看病难”已成了“农家新愁”。 农民生病后基本得不到救助，只能依靠家庭或亲友的支持。“一人生病，全家不宁，亲朋受累。”虽然现阶段我国的大多数农民已经跨过了温饱的门槛，但农民因病致贫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国家有关部门作过一项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50%属于因病致贫，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拦路虎”。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将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 据有关部门透露，我国现在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几年在1.6%～1.7%之间，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84%用在城市，只有16%是用在农村，而60%的人口是在农村。事实上是城镇40%的人口占用了80%多的卫生资源。农村卫生事业严重滑坡，农村的传染病出现了扩大蔓延趋势，血吸虫病死灰复燃，SARS、艾滋病的爆发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不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其他，而是健康不安全，健康不安全又主要是农民健康的不安全。国家应通过立法形式，使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督落实；积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探索建立更大力度、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政府筹资渠道；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城市过剩的卫生资源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培育农村卫生服务市场。

谈到农民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一方面，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出发，“农字问题”越多，其争论价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乡分治”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显然，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甚至，相较于封闭城市而言，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户籍坚冰渐渐打破，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若以“更换工具”论，实则是中国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封闭式户籍管理工具已经跟不上中国人的行动与观念。如哲人批评的那样，人类理性的一个悲哀转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终于导致“人为工具所奴役”。显然，封闭式户籍制度同样反客为主，禁锢了中国人的才情与活力。

翻开几千年来的中国运动史，不外乎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这也是世界的历史。封闭式统治曾经是历代统治者长于运用、也乐于运用的工具，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工具只可能让国家积贫积弱，所谓“民不挪活，国将不国”。谁也不能否定，封闭式管理弊端丛生，早已不适合中国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更有违民众自由生活的诉求。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缚双脚？谁又有权力，让心怀希冀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

不久前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赔偿足见“城乡分居”的荒诞逻辑：同一辆三轮车的三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车祸丧生。事后，两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分别获得了20万元赔偿，而另一名农村籍女生却只获得9万元赔偿。原因就在于她是农村户口。

感怀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关于幸福的良好直觉，也仿佛道义与真理时常生长在他们的脚下。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分田包干，从此揭开了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不可不谓惊天动地；同样，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使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席卷天下”的他们再一次冲破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

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对他们而言，户籍制度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旦生存面临挑战，或另有远大前程，他们断然是要以行动来打破禁区的。

控制论说，一切生命，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体系抵抗组织程度衰变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开放。我们要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开放传播的历史——21世纪，谁还相信“户籍在，不远游”是一种可以传承文明与传统的孝道？

  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昨日上午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2006年8月16日新快报）

　　宣誓，本是宣誓者出自内心的想法与追求，是神圣与忠诚的代名词。而当下的一些宣誓却颇具搞笑意味，让人产生反感，诸如医生宣誓不拿红包，毕业生宣誓简历不注水，交通厅长宣誓不闯红灯，……现在，又有了“高危行业”公务员宣誓为官不贪污，似乎陷入了宣誓情结。不闯红灯也好，为官不贪也好，照理说都是起码的行为道德规范和从事此行职业的基本要求，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还要“庄严”地宣誓，如何看都显得滑稽。

　　说句心里话，现代社会，法制已经比较健全，如果人们依然还对那些形式主义的宣誓恋恋不舍，这就如同那个特殊年代人们流行“向毛主席保证（或发誓）”以表白言行真诚一样，有其表而无其实，除了虚张声势的作秀，几乎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如果法律还要借助于宣誓才能得到遵守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也就沦为道德的附庸，已经没有多大的存在意义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如果“高危行业”的人在金钱利诱面前可以连违法的严重后果都不必惧怕，指望随声附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誓言来起到震慑心灵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无意贬低广州公务员，也希望誓言的作用相当巨大。但由广州市部分“高危行业”的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不能不想起了贪官慕绥新的庄严“宣誓”。当年，慕绥新到沈阳任新一届政府市长时，他率沈阳市班子成员在就任大会上庄严“宣誓”：“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并“希望全市人民及各界监督”，一时成为海内外媒体热炒的新闻。誓言的背后，“慕府”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偌大的一个沈阳几乎成了慕氏家园，东窗事发后，慕绥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宣誓”成了流传世界的笑话。

　　指望“高危行业”的公务员依靠宣誓来达到内心的自觉，进而筑牢防止腐败洪水的大堤，恐怕只是一个良好愿望；真正要做到让“高危行业”的公务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只能靠制度跟进，如其大张旗鼓地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宣誓，倒不如认认真真在反贪机制上下功夫。

        广州一男子在洛溪大桥上上演“跳桥秀”，引发塞车10公里。“这是一种‘劫持大众’的不法行为，一定要严惩！”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他给广州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建议”。其内容就是建议市公安局针对各种“跳桥秀”、“跳楼秀”事件建立快速处理机制，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对广州交通秩序的影响。（8月17日《信息时报》）
　　
　　非典时期钟南山说过一句话：“还有什么是比拯救生命更大的政治？还有什么是比拯救生命更大的经济？”秩序之上，应有人性的光辉，利益之上，不能蒙蔽了对生命的敬畏。高楼大桥非中国独有，但在弱势群体的维权抉择中成为“通用道具”的现实尤为惊心触目，也难怪人大代表会“怒斥”了。翻翻报纸，醒目的“自杀秀”和绝望的眼神“相映成趣”，媒体以超然的冷漠解读着一个个生命的赌注，一个“秀”字活脱脱地表现出评判主体对“准自杀者”的轻蔑、厌恶和戏噱心态。问题是：谁不想平安地走在大桥上？谁会平白无故拿性命去玩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或许他并不是真的想死，但请问谁愿意拿生死换一个迟到的结果？当生和死距离不远，生命就成为最后一枚火柴，绝望的电光石火也只为获得一次正义的关注。
　　
　　我也厌恶“自杀式维权益”的行为，他们以要挟城市公共设施的正常秩序为代价、以期引起社会对自己遭遇不公的注意——却又事实地把不公强加给了无辜的社会，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在目的正义的逻辑下，实际上破坏了程序正义的法律原则；而一旦这条路成了解决问题的惯性途径，让那些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弱势群体默认为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那么社会权益的游戏规则就会被凌越，生命就成了彼此要挟、彼此伤害的武器。
　　
　但我更想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接着一个地在“高楼大桥”上上演着权益自救的悲怆？从经济学分析，风险和利润是成正比的，当公民的维权成本从“怒斥”到“反映”到“投诉”甚至“裸奔”都难以获得预期的“救济效益”时，他自然会选择高风险的真假“自杀”来抵达“权益高效益”——这里有三个可能的前提：一是他必然深信其“自杀成本”是符合经济正义的、能获得最高的预期收益；二是正常的维权成本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也就是说，他有序地投入了工资、时间、体智力等生产要素却难以获得正义效益；三是他早已“维权破产”，只有从“自杀”中才可能获得投机收益的可能——而这三种“或然”其实就是这些所谓“自杀秀”者辛酸的“必然”，他们的案例无不印证着以上的逻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好、地方性法规也罢，对在公共场所自杀“添乱”的人纵使严厉处罚，能治本吗？如果在我们精英分子所主导的利益格局中，能让弱势群体合理分享到改革的蛋糕、不再为社会的发展分担巨大的“沉没成本”、敞开公力救济低成本的每一扇大门，谁会不热爱生活的美好呢？自杀不是“秀”，是我们改进维权途径、机制、效率的警钟吧。历史上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自杀辩护过，所以英国等国家放弃了对自杀者的惩罚；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法律，中国也只把自杀威胁视为弱者的底线抗争，或称私力救济。人大代表当然可以“怒斥”，但，也请给“自杀式”维权者一个“怒斥”的机会吧——不妨听听他们会“怒斥”些什么。

趁着无事，一百万再来吹水。今天有几条重要时事，写点急就章来瞎侃： 1、城管变成二郎神 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在执法时被商贩刺死，北京市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这件事又在网上炸开锅。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635.html ——国人说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既然人家己经死了，而且是如此“不得好死”，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每个生命都是无比宝贵，愤青们何必还要扰攘不休。 现在的中国城管，都变成了二郎神式的角色。在《西游记》、在眼下的各类影视剧中，二郎神都是一个神通广大，却让人憎恶的角色，根据玉帝的旨意和天规条令，带着哮天犬不近人情地棒打鸳鸯或者缉捕忠良。二郎神招人讨厌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本人的冷漠和哮天犬的凶恶，真正的毛病更出在玉帝的颟顸和天规的糟糕。 2、福鼎死亡是多少人 新华网报道：福鼎沙埕港被称为了死人港，8·10被称为当地海难日，镇政府说遇难船只人数高达数百，政府上报数字只有84人。 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646.html 海峡都市报盛赞福鼎积极抗灾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702.html ——如果不是别人智商有问题，那么我就是一个白痴! 3、鸡：妓女 深圳小学生查《新华字典》，发现“鸡”的另一种解释是“妓女”的贬称。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637.html ——鸡一词是广东人的创造，纯属语言误会，不必争了。 只是觉得今不如昔，历史上的梁红玉、李师师、杜十娘、秦淮八艳，虽是妓女，有的成为民族英雄，有的也是才女佳人，风华绝代。那年头的妓女，总有点那么一点仙气、侠气，肌肤赛雪，两鬓堆鸦，古筝琵琶，饮酒唱和，可以委身屈就才子，可以怒拒浪荡嫖客。 男人对女人的梦想，全在她们身上了。只是现在的妓女呢？扒了裤子就上，欢迎来搞，长短不限，只要有钱。大家义愤填膺声讨移动联通服务质量够差，怎么这个传统行业的服务质量极大退化却没人投诉315呢？ 4、受贿是因为老婆不肯退 深圳的双面医官连振辉供认受贿500万，但受审时却很委屈：“自己多次想要退赃，可是不配合。” http://sz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660.html ——这个理由如果是真的，那看来女权主义是应该从重从快坚决打击，李银河应该作为贪贿教父坐穿牢底。党内监察条例应该加入一条：“妻管者严不得做官。” 5、陈岗又说建议中国开红灯区 陈岗这次不再鼓励女生勇敢接受强奸，而且又鼓励开放红灯区。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722.html ——一百万个人对这个建议不持反对意见，同时积极支持其率先身体力行，本人的支持方式为：拿出当月薪水，资助十名壮汉对女作家一嫖为快。 6、湖北公墓价格被炒至11万元 在拥有36万城区人口的湖北省荆门市，一家民营企业通过行贿民政局原局长等手段，买断当地唯一的公墓和殡仪馆20年经营权。有的墓穴价格被炒高到11万元；部分死者不得不把亲人葬在60公里以外的邻县公墓。一些群众表示，如此垄断经营是要让百姓“死无葬身之地”！ 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710.html ——不只是阳间，阴间原来也出现房地产泡沫，泡沫也与阳世一样，有外来投资者炒楼！这个民营企业老板如此有做死人生意的头脑，阎王爷应尽快收入麾下，当年地府GDP必有极大增长。 7、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 父亲因为新生儿上不到户，怒而把孩子摔死，风波港村死亡后未销户的一共49人，新生儿未上户者34人，成了黑人，出现了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的怪现象。http://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724.html ——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地府也遵守经济规律，需求拉动价格!所以地府房地产价格也高，真没办法。 8、光子超能用于查乱停车 原来的聚光灯只能拍到3-5米，交警无法在夜晚拍摄车辆违法行为，福田交警开始在夜晚使用光子超能灯，查处车辆路边乱停放。http://sznews.oeeee.com/Channel/content/2006/200608/20060817/439663.html ——都说战争是科技的产婆，现在和平时代了，警匪之战成了新科技的动力，善哉善哉！

央视的《白求恩大夫》看了一些，越看越觉得那些发生在美国底特律的肮脏事情就是在说我们，医生把病人介绍到别处，为的是收取红包，所有人都在拿回扣，追求最大利益，冷酷无情，见死不救，这简直就是当今中国的医疗系统的翻版。我们如何解释？
是影射我们的医疗系统体制腐败？是控诉我们医务人员的道德败坏？好人没有好报？正义无处伸张！
不过这更像是一剂“安慰剂”，告诉那些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你们看，人家美国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落后人家百年，等你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国家就会消灭这些现象了。
各位朋友，你们看呢？

 “亮剑”一词近日在网络中火爆，尤其是在听到以色列炸死我国维和观察员而无任何表示的消息后。很多朋友认为决策层对“台独”的挑衅太软弱；对日本的武力占据我国领土和领海的强盗行为太软弱；为美国那一次次地无视中国尊严的流氓行为太软弱；甚至对菲律宾、印尼那些无赖国家炮击我渔船、奸杀我同胞的野蛮行为也太软弱。。。爱国之心、民族自强之心跃然网上，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发扬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亮剑精神，给挑衅者还以颜色！

　　 说实在的，以色列实在是太狂了！一个4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狂？!当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国务卿与美国总统都是第一时间内首次对自己的行为赔礼道歉，在美国国会的一致反对声中派专人专机为中国殉难烈士每人赔偿150万美金和2800万美金财产损失。。。以色列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不把中国不放在眼里？不把联合国不放在眼里?！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会这样思维。其实，处理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时时叫板、处处树敌，表面上看有一股天地英雄之气，实质却是莽汉的作法，图一时之快，最终还是误国误民。美中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非常敏感。从美国前国务卿回忆起当年处理“误炸”事件时情景就可见一癍：

　　 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地自豪。

　　 其实，美国实力之强大已经难以用笔墨来表述。911事件发生后，不到20个小时，联合国就一致通过一个决议：将危害美国的罪犯绳之于法，创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只久的记录。除了美国，试问天下诸神谁有这么大的能耐？！但，美国在中国有它巨大的商业利益，美国在亚洲还有安全问题，这些无一不是中国的最佳筹码，当时美国无法不向中国低头。这没办法，国家利益和实力的使然。而今天的形势和当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日美安保条约》出台以来，美国为了制约中国加速武装日本，日本一夜间由美国的“竞争对手”一下子变为对付中国的“平衡力量”。从印度到菲律宾，从越南到印尼，美国百般拉拢，打造出一道“围堵中国”的城墙。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实在是高枕无忧，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倒是严重恶化了。

　　 笔者在90年代就提出迅速加强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的建议，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可惜中国决策层看不到这么远，甚至在马来西亚出席完东亚峰会等一系列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我可以在此做出保证：在我任内决不增加一枚（核武器），虽然我可以下令将核导弹数增至五千九百九十九枚。” 如果这是权宜之计也就罢了，如果当真，那可真是凸显中国不曾领过兵的决策人的迂腐之气！国家安全和稳定在他们眼里如同儿戏！

　　 目前，中国的现实决非那些整日意淫在《中国的XXXX让世界震惊！》网络水贴里的朋友们所想象的那样，中国有什么“超级武器”和“超级谋略”可以用来吓破敌胆。恰好相反，中国那可怜的常规武力还投射不到中东，中国的影响力也不足以左右那里的局势，甚至连在黎巴嫩的撤侨还要仰仗北约的军舰。以色列是个讲究实力的国家，安南手中的那点象征性的“联合国军”天天打电话向他们求饶，当他们发现碍了他们事后当然就要给点“颜色”了，当然事先美国至少是默许过的。美国敢指示以色列炸联合国维和部队确实不是什么好消息，这意味着中国多年来忍辱负重地把美利坚国这头野牛赶到联合国这个“羊圈里”的努力彻底落空。其实，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越界行动还是以色列对入侵和狂轰滥炸背后都少不了有大国的支持。作为小国，尽管他们可以自主地为自己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但政治力量的潜在规律是：它们最终逃不过充当大国博弈的几个棋子而已！

　　 就拿以黎冲突来说，本来越境抓人、“定点清除”本是真主党和以色列常玩的小打小闹游戏，不幸被白宫利用成为用来彻底解决真主党武装、“美化”黎巴嫩的战略行动。外行人的眼睛盯在黎巴嫩，专业人员的眼睛不约而同地盯在白宫。这两天白宫传来的消息是，历时四个小时的体检之后，布什的医生对外宣称，布什总统的身体状况不错，完全胜任总统的职务工作。白宫总统发言人彤尼·斯诺随后对记者吹风透露，布什的静态心律测得数据是四十六，这是处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可见这几天布什总统的甚为得意。莱斯那惯于说谎的纪录表明，她信誓旦旦地保证本周以黎冲突就会结束的誓言无非是掩饰一场更大的军事行动和战略部署。从目前状态来看，以军决心以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为筹码来换取北约联军的进驻和对真主党武装的解除。笔者在《美利坚之鹰的神话还是要继续》中断言美国的经济状况目前还不允许对他进行挑战的伊朗动武，但对小国黎巴嫩和“借刀杀人”之术并不排斥，如果此战略意图得逞，美国或北约军队还要被当成“救星”一样被请回黎巴嫩，而且还不费一枪一弹！

　　 朝鲜伊朗的核武、北韩的导弹试射、台独的挑衅、日本在东海的扩张、以黎的冲突。。。都是这些国家或地区领导人自恃背后有人支持，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在玩“战争边缘”的游戏，中国在自身缺乏实力的情况下尽量以旁观者的身份化解这些危机还是明智的（台独问题除外），但这也仅仅是个权宜之举。从美国近来主动恢复与中国的军事交流来看，美国正在试探中国的实力，试试中国这潭水的深浅。在完成中东战略部署后，其战略重心便会转到东亚，若没有其他变故，中美“冷”“热”冲突已经时日无几，可怜有的人还在作着“和平崛起”的美梦呢！

　　 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决策者在以往的重大事件中往往引而不发，有始无终。因为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史里即没有出现一个像华盛顿那样不计个人名利、一心追求平等的统治者，也没有出现一个像本拉登那样放着亿万富翁不做、钻山洞打游击的精神领袖。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各级领导人早已是天天歌舞生平、日日沉郁酒色，既没有强国的实力，更缺乏武士的胆气，凭什么向世界霸主叫板？！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依然会采取“韬光养晦”的冬眠术，绝不可能主动挑衅别人，更不可能“雄起”。原因是中国决策人听信了一个“精英”们给其灌输的西方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维持100年以上的霸权地位。即使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满打满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也是99年，况且在19世纪末他就已经衰落了。这就出现一个霸权国都有一个国力上升、胜利、成熟、衰落的过程，这一个近似于宿命论的怪圈。中国要上升，就要与国避免过早地发生冲突，避免中美矛盾成为美国的主要矛盾。从世界历史上讲，谁对霸权国直接进行挑战，谁就肯定衰落。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霸权国，而挑战英国的对手德国也要跟着遭殃，绝对成不了新的世界霸主。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在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中的不“亮剑”、不“作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中国近来的对外软弱来源于两个部分，一个是策略问题，另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有人说：“如果毛主席还活着，就不会是这样的”，这话没错！当年同样也是北朝鲜闯了祸，和美国打起来。毛泽东就亮了剑：朝鲜是我的地盘，谁敢那么没礼貌竟然不打声招呼就闯进来？！ 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看看那些中美军事交流中美国那些枯瘦如柴的军官和中国那些肥头大耳的将军的对照中，也反映在中美两国的尖端技术中。以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航天来说，毛泽东时代中美差距只有8年，而现在已有达50年的差距。1970年代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前几年中国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所以，大家在骂毛泽东的时候请嘴下留点德，别把那时候的中国说得那么一文不值！

　　 韬光养晦的本意就是掩饰锋芒，暗中培养实力；不出头的意思是说不到出头的时候不要出头，言下之意是到了出头的时候自然要出头，该到亮剑的时候就亮剑。毛泽东敢于亮剑是因为他手中的确有两把石中剑EXCALIBER, 一个是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可惜现在中国是自废武功，特别是“军事建设让位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大有那种“舍命不舍财”的中国小农意识，尤为荒谬！　所以今天这两个法宝中国都没有继承下来，大家知道国家的安全与尊严绝不能通过忍气吞声来得到，如此“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状况绝非是真正的“韬光养晦”。面对强盗的挑衅，中国手中无剑但也该有把腰刀吧？！

　　 就怕中国真的不得不亮剑的时候，手中既没有那样的一把亚瑟王神剑，也没有那种“亮剑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是我国国际关系的热点。中美关系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性，指责得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如果有出国的机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往往首先选择美国。近几年政府派出大批中青年干部去国外学习从政经验和政治理念，首选的国家也是美国。
　　
　　当国民义愤填膺地责骂美国时，我以为美国人也在大洋那边和中国人对骂，可事实不是这样。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说：普通美国人很少对别人说三道四，没有几个人想到要去指责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怎样”与他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至于美国政府，如果想到要为难中国的话，丑话也只能说给外国人听，不能说给美国人听，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对内宣传的官方媒体。美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主流媒体完全掌握在公民手中，政府和政党没有控制任何一家电视台和报刊。
　　
　　单从语言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慨显然要多些，按正常逻辑美国应该比中国更糟糕，可实际情况是中国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削尖脑袋往美国跑，没听说哪个美国人往中国跑。不少中国的花季少女争着嫁给美国老头；可从没听说过美国的年轻靓女争嫁中国老头的事，就算这个中国老头是超级富豪也不例外。
　　
　　一个人的行动更能折射出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语言则更多欺骗的成分。根据“鸟往明处飞”的中国古谚，美国的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糟，至少比中国的现状不差分毫。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往美国跑而没有几个美国人往中国跑呢？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建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建国只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然要多些，人民的生活更富裕一些。
　　
　　诚然今天的美国比中国富得多，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往美国跑的根本原因。今天在美国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玩名车买豪宅的大多是中国富豪，在中国富豪挥金如土的气势下，美国富人早就甘拜下风且明智地退到一边，承认中国富人比他们更潇洒也更有钱。没有哪个文明人会傻到去和“敢把钞票打水漂”的暴发户较劲。
　　
　　一个国家有没有吸引力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政治空气和文化氛围，其中政治空气则是第一位的。中东的沙特可以说富得流油，可没有几个文明人愿意去那个国家定居。如果说沙特的自然环境恶劣的话，文明人却更愿意去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的邻国以色列定居。
　　
　　中美的真正差距可以从这两个国家官员的职能上去寻找答案。
　　
　　官员是什么？这个问题中美两国有绝然不同的回答：
　　
　　美国：官员是“职业”；中国：官员是“职权”。
　　
　　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中美官员的差别：
　　
　　
　　
　　一、政治理念：美国官员是一种“职业”，不是“职权”。既然同是职业，就一样要履行职业规定的责任义务，遵守职业道德，没有高于其他“职业”的任何特权。中国官员则更多体现为“职权”，从来都凌驾于各行各业之上，拥有支配各“职业”的广泛权力。
　　
　　二、民众政治心态：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种与生俱来近乎本能的信任；但对于政府和官员，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不信任。美国人对官员的不信任不是基于对“人”的不信任；而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认为人一旦拥有“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有与生俱来且始终如一的“清官”。正是这种天生的“多疑”，造就了美国社会中一种人人自主各自为战普及于多数民众的对政府的压力，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力，使任何官员都拥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检点，处处小心，在“渎职”和“越权”的夹缝中谨慎为政。
　　
　　我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中国人从来就相信政府和官员，含怨蒙辱时也寄希望于政府和清官，深信政府会自觉主持公平正义，尤其是对高官寄予厚望，除非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伤天害理的大坏事。与之形成鲜明对应：中国人对一般人却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这个人做了显而易见的大好事。中国人尊奉的处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政府和官员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监督的机会。
　　
　　历史的经验一千次证明：一个被受治者认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终会变得实际上最不值得信任。人都有犯贱的一面，由人组成的政府也是这样，“鞭策”使之进步；“溺爱”使之堕落，甚至毁灭！
　　
　　美国社会加在官员身上的套索一方面限制了官员在任期内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保护了官员的“名节”，防止其玩物丧志走向毁灭，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灾难。很少听说过美国政府产生过需要动用极刑的“巨贪”，因为美国体制根本没有产生巨贪的机会。中国社会给予官员的宽松环境让官员在任期内能随心所欲；但也给官员自身和其家族遗留下无穷的隐患。如果你不是一个“末世赌徒”；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和家族有责任心的聪明人，我相信你会选择在前一个环境下为官。
　　
　　不加限制的权力能让天使变成魔鬼！
　　
　　三、基层会议：我国基层政府的会议多是举世皆知的，这点美国和中国有相似之处。单从会议次数来说，美国基层政府的会议甚至比中国更多，不同的只是会议的规模、形式和内容。美国基层政府“小会”多“大会少”，开会是为了解决实际事务，一次会议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具体事务。会议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会议主持人提出问题，然后与会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意见，最后主持人简单说两句就宣布散会，与其说是“会议”，还不如说是为解决事务征求意见的碰头会。所以每次会议时间都很短，主持人和与会人员没任何废话，更没有假话、空话、套话。会议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设主席台，就象几个情趣相的朋友在一起讨论问题一样轻松自在。中国基层政府的会议一般都遵从约定俗成的模式：主席台上就座的是领导，台下是听众，首先是主持人的“开场白”，介绍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然后是主要领导和指定的典型代表发言，最后是主持人长篇大论的总结。无论是领导讲话还是主持人总结，都是事先由秘书写好讲稿（也有领导自己执笔的）并打印成册，装在资料袋里分发给每个与会人员，领导只是在主席台上把讲稿上的文字照本宣科地朗读一遍。会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仪式，不是着眼于解决具体事务。因此讲话稿的内容有相当多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听者不知所云，讲话的领导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甚至领导内心也不相信自已宣讲的那些文字，正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四、上下级关系：美国上级不管下级，总统不管州长，州长不管市长，厅长不管处长……下级也不遵从上级，他只需要按自己职位的职能要求行使自己职责，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根本用不着和上级套近乎。总统去某一个城市视察，市长和市政官员根本不出面陪同，仍自顾自干本职工作，那个城市的政治生活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总统在那个城市的“衣、食、住、行”全是自己买单，市政府不用花一分钱。中国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省长去某县视察，不但这个县的党政要员要全程陪同，连省县之间的政府要员也要赶往此县恭候自己的上司。省长在此县的“衣、食、住、行”县政府都作了精心且极为妥善的安排，根本不用省长自己掏一分钱……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绝然相反的情形？并不是美国官员天性就比中国官员廉洁务实且拥有高贵的情操，归根结蒂还是两国官吏任免机制的不同造成的。美国的各级官员都是当地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不是上面任命的，美国的总统不能任命州长，州长也不能任命市长，就更不用说升降和罢免了。州长、市长的任命、升降和罢免全是当地人民组成的议会说了算。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连纽约市都代表不了，因为纽约市民没选他克林顿当市长。因此在美国没有“跑官”“要官”的现象，因为官是人民选的，不是上司给的，跑了也等于“白跑”；要了也等于“要白”。
　　
　　中国官员的升降任免则是上司说了算，官员所在地的人民没有任何权力。所以中国的官员只需对自己的上司负责，而不用对辖下的人民负责。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下级官员就有可能贪污受贿，以便有多余的钱向上司行贿，至于因此得罪了人民则无关紧要，因为只要上司对他有“好感”，人民根本奈何不了他，这也是那些腐败官员在犯事前象弹棉花一样“越弹越升”的秘诀所在。
　　
　　我在机关工作过几年，对“机关潜规则”感触至深：一个人在机关的奋斗目标不是把本职工作干得尽可能出色，而是职位的步步升迁，努力从科员、副科员，一步一步升迁到副处长、处长，甚至更高级别；一个人怎样才能仕途顺利、步步升迁？那就是不断得到上司的赏识与提拔。由此演生出的“官场潜规则”则是：下级不对工作负责，而对上级负责；上级提拔下级，不看政绩，而看下级如何对待自己。
　　
　　五、政府结构：美国的基层政府机构通常不设副职，既保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避免推卸责任，又防止了吃财政饭的官员数量膨胀。中国基层政府机构都设立了一个或多个副职，副职的职能名义上是协助正职工作防范正职独裁，但在实际行使职能的过种中则常常出现下述情况：副职只要认为正职重用他，给了他足够的“特权”，正职就是再渎职再腐败他也不置一词；副职如果认为自己不被重用，就算正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也会暗中使绊子。所以中国基层政府的副职多半是“特权”的标志，很少出于工作的需要。
　　
　　六、官员的私生活：美国个人的私生活受到高度的尊重。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平民，只要不触犯法律，你在正妻之外拥有多少情人，包养了多少“二奶”，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涉，那些娱乐性的媒体说不准还把你捧为风云人物，把你的风流花心美化为“私生活丰富多彩”。美国的官员就另当别论了，他们的私生活必须是清澈透明的，如果你在任期内制造了“绯闻”，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就算是国家元首，一样要受到严厉的追究和制裁，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克林顿的绯闻案众所周知，尼克松被弹赅下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过是说了几句“谎话”。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官员则是另一番景象：普通平民大多没条件玩情人和包养“二奶”，官员在情人“二奶”市场则近水楼台先得月，玩情人包“二奶”在中国部分地区已成为官场的一种时尚。很多官员还不止包养了一个“二奶”，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二奶”，情人的数目那就更多了。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平民玩情人包二奶不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还有可能被警察当成“卖淫嫖娼”犯抓起来，包“二奶”则会因“重婚罪”受到法律追究。官员玩情人包“二奶”则很容易逃避任何制裁，除非他犯了事丢了官。
　　
　　七、文凭职称：美国几乎没有买卖文凭和职称的怪现象，“注水”文凭也不多见。中国的假文凭和假职称则满天飞。至于“注水”文凭，可以从本科一直“注”到博士或博士后。美国官员一旦发现学历职称有“注水”现象，不但马上丢官，还会因此身败名裂，终生抬不起头来。中国官员则对文凭和职称相当“热衷”，不在任期内混个“本科、硕士、博士”就是没有“上进心”的表现，因此官员大多接受在职教育，大学也积极配合官员的“好学精神”。至于在职文凭是否存在“注水”现象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八、经济状况：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可美国政府却是最穷的，且贫穷的程度让人震惊，居然会穷得开不了门，所以美国地方政府会出现因贫穷而停业一段时间的“怪事”。美国官员能支配的钱相当有限，每支出一分钱都要向当地议会详细汇报，因公务收受哪怕是一支普通钢笔的小礼品都得上交国库。不少中国人都误认为美国官员的薪水很高，他们的廉洁是“高薪”养出来的，其实美国官员的收入只有中等水准，有些官员在任上还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在八小时之外从事服务性的兼职，甚至于堂堂一个大市长去作舞厅的看门人。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贫穷国家，但中国的政府却很富有，“再穷也不会穷政府”，官员从不缺钱花。陕西渭南市红绿灯因积欠电费75万无人买单，电力部门只好强行断电。你想想现代化都市没有红绿灯会陷入怎样的交通混乱状况，会潜伏着多大的危险？可红绿灯还是断电了。在红绿灯断电期间，这个城市的公车照样在路上跑，官员照样在吃喝公款，从未听说过公车上不了路或因公款吃紧不招待上司吃饭的现象。中国官员虽然不是最富的，但绝不会出现市长那样的高官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去当看门人的现象，就是兼职了也绝不会干看门人之类的低等职业，那个市最体面的职业会争相为他敞开大门。
　　
　　近些年中美两国有不少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既然是“友好城市”就难免市政官员的你来我往，但中国城市好象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去访的多而回访的少。之所以如此并非美国官员不懂礼貌或摆臭架子，而是他们拿不出来中国访问的钱，官员的每一分公务支出都得纳税人认可，他们不能随意动用哪怕是一分钱的公款。于是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富裕的美国市长常常为来中国参加所谓的“贸易洽谈会”纳税人会不会买单而困扰；贫穷的中国市长则豪爽地拍胸：尽管来吧，所有费用我报销！
　　
　　九、新闻监督：美国官员受到新闻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在任上哪怕是出了一点在中国看来微不足道的“丑闻”就会被媒体曝光，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中国官员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也不容易被媒体自由曝光，除非上面决定曝他的光。美国的新闻媒体都是民营的，政府和政党没有控制任何一家报刊和电台。中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新闻必须服从官员意志。
　　
　　十、职位保障：美国官员一旦任期届满，就得离开政府去自谋职业，该干啥就干啥，除非选民认为他很优秀要他连任。所以美国的官员不是终身制，在任上有浓厚的危机意识。美国政务官和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公务员大多是终身制的，因为公务员是面向全社会公开考试选拔的，不是官员任命的，也不是权贵利用职权带进行政部门的，职能也是纯技术性和服务性的，只有“按章办事”的义务而无“自由裁量”的权力，和中国的公务员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官员多为终身制，在任上只要不犯显而易见的大错误，尤其不犯和上级“不一致”的“错误”，就可继续在政府部门呆下去，一直到退休，退休后还可享受优厚的俸禄。中国官员任期届满只是职位升迁或换一个地方当官，并不等于离开政府。因为职位有很强的保障，中国官员在任上几乎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因此也容易“饱暖思淫欲”。
　　
　　…………
　　
　　撇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中美摩擦，单从文明水准来说，美国确然拥有很多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这也是我国政府近几年派出大批政务官去美国实习的原因。这项英明决策说明我国的高层政务官富有远见且勇于负责，知晓我们的劣势，也知道中国和文明世界的真正差距。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富强之路，就有必要学习美国的优势，尤其是要学习美国政府“自我免疫”和“自我更新”的机制，使“官逼民反”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内战永远在中国绝迹。
　　
　　如果我们汲取了美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中国人争往美国跑的现象就会成为历史，相反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都会削尖脑袋往中国跑，就象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国引来万帮来朝一样。那时美国少女争嫁中国老头的事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如果中国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主各自为战普及于多数民众的对政府的压力，“廉洁政府”就会从“文件”走向“现实”。

          针对全民对教育的愤怒，教育部的官员最近屡屡出来“灭火”，但说话越来越离谱。根据新华社2006年3月6日的报道，教育部发言人根据两会期间针对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回复道：“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此话有四条主要信息：1.好大学属于富人，老百姓别问津；2.大学教育是高消费，腰包没钱别进来；3.老百姓不懂教育，整天瞎嚷嚷；4.人民的观念有问题，需要转变。

此话个商人听起来再合理不过了，“贵”是相对的，是因为你没钱，有钱的人还嫌便宜呢。所以老百姓天天嚷嚷“上学贵”自然就是“非理性”了，现在有问题的不是教育部，不是教育体制，而是老百姓，是老百姓的大脑有问题，需要“转变观念”。

从这几天教育部发表的各种言论看，尽管他们一再声明“我们不是搞产业教育”，但他们骨子里还是把教育产业化，短短的几句回复都是产业行话，说什么教育也是“市场经济”、教育属于“消费”，清华、北大 “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上学“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究竟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而是办的资本主义教育。

笔者对西方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多少有些了解，也曾在西方国家留学，没有见一个国家说他们的优质学校是专门为有钱人开的，尽管他们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法国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生一路免费就不说了，美国也有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任何国家都在极力均衡配置教育资源，让所有有能力读书的人都能进入自己想进入的学校读书，接受教育，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部，却说好大学专门为富人开！

我不知道这位教育部的高官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他学不学“三个代表”，他个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我们无须评断，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发言人，他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教育部的观点。好，我们就拿教育部说事。

我们天天讲依法治国，好的，我们就看看教育部的此番言论合不合法。

清华、北大属于谁？《宪法》第一条对我们的国体讲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人民的，既然中国是人民的，而清华、北大等一些国家优质大学当然也是人民的，人民自己的大学自己没权利进，不能享受教育资源，这还是人民民主专政么？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了？要知道，中国的江山是靠广大人民群众打下来的，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可不宣传就让富人抗日，就让富人解放全中国。怎么穷人打下了江山，自己没资格进大学读书？说清华、北大不属于人民，穷人没资格进去读书，法理不通！

再看《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教育属于文化事业，现在教育部有意识地剥夺人民管理教育的权利，大学怎么办，给谁办，几个官员说了算，人民靠边站，他们剥夺了人民管理教育的权利，是不是违宪？

《宪法》第六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十二条也讲：“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清华、北大等院校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集中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国家财政主要来自税收，每个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人民天天通过辛勤的劳动来充实国库，国家的任何建设成就都是全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汗水的结晶。再清楚不过了，国家的大学是人民的，不管你是清华还是北大，里面的资源都有中国任何一个公民的一份，如果清华价值13亿，那每个中国人都要分到一元！既然优质大学是人民的财产，凭什么说“没钱别进来”！？如果清华、北大是专门为富人开的，那是不是极少数人侵占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这难道还不是违宪吗？

《宪法》第十九条讲得很清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怎么教育部搞的教育就为了“提高富人的科学文化水平”？ 优质教育只是富人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在看《教育法》的第九条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怎么教育部把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分成三六九等？穷人只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就是商店了，没钱别进来？

为什么教育部说话越来越离谱，甚至到了违宪的程度？看来发言人解释不清楚了，人民需要教育部长出面解释。

        中国对腐败就是越来越纵容，我们的法律应该回归刘青山张子善年代，贪污或受贿累计达到一百万，统统格杀无论，不准有缓行假释等。法律太宽容，是不是因为贪污的人太多？不敢杀了，标准因此一改再改。腐如恶瘤，不切不快啊！毛主席在世的话，一定会说：“杀嘛，杀几只贪嘴的猴子，天下还不至于乱的，不杀他们，那天下总有一天会大乱啊！一百万，很多了，够一个人吃一辈子啦，贪一百万，相当于占用了一个穷人的一生这是谋财害命，应该杀！！！！立即杀，不管做过什么贡献，都该杀，到民怨沸腾的时候再杀，那己经是回天无力罗！”。现在太多人自以为是，不断否认历史，抬高自己，卑鄙无耻，总以为没了自己地球转动会停止，诋毁和污蔑历史功臣，罪无可赦啊！公仆们啊，现在你们拿人民发给你们的高工资高福利，替人民干些活吧，别再炮制你们无聊的新闻了，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去吧！
……
……
         不要用现代眼光批判过去，毛泽东先辈们在国穷民贱的年代，硬是点着油灯为我们的今天的繁荣开创了道路，开路所付出的代价对于缔造伟大祖国是不值得一提的，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年代，部分人的牺牲甚至被打击那都是摸索的代价，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个新生的社会制度，先辈们摸石头过河总会付代价的，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流血，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正确的道路，我们才有可能免于陷入更大的困惑和损失之中！对于毛泽东，那些喊功过相抵的人嘴脸也是丑恶的，那是抹杀和弱化神人的影响力，同志们，记住罗：毛泽东的功远大于过，他是神，这并非神化，而是真神，元神，他是我大中国无人能及的人之王者！我们应该遵从开国先辈的遗愿，坚决打击腐败和罪恶，建立有良好风气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回归道德纯朴的年代。现在和过去，在物质上不俱可比性，但在精神上，我们应该比前辈们更胜一筹！如果道德继续论丧，腐败一日不除，不公平地拉大贫富差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民愤如决堤之水，时则国亡已！！这样的历史，人类世界上演很多回了，同志们，不要堕落啦，物竞天择，醒醒罗！

几十年后，咱们死了，QQ号怎么办？
　　
　　这个题目很有趣方案若干，您选哪个？
　　
　　 1.留给我的小蜜吧,她那时才二十出头,这也算我这个老牛对她的一点补偿
　　 　　
　　 2.作为遗产留个我娃 让go-vern-ment抽走点遗产税
　　 　　
　　 3.3个月未登陆被系统回收 就这么个下场 ?
　　 　　
　　 4.带到那边继续使用！
　　 　　
　　 5.让我小子帮我24小时开机不下，弄个骷髅图标，就OK了，嘎嘎
　　 　　
　　 6.留给我子孙，逢年过节叫娃给烧点QQ币啥地！！~
　　 　　
　　 7.给我的宝宝,西西 让他泡MM
　　 　　
　　 8.叫活着的朋友每天把Q挂在线上，打开自动回复："我真的死了"
　　 　　
　　 9.此人已葬于终南山，有事请到坟前烧纸。
　　 　　
　　 10.QQ死的肯定比我早。。。
　　 　　
　　 11.给儿子。。叫他不要申请了。。继续给劳资疯狂升级。。
　　
　　 "升到9个太阳日，家忌勿忘告乃翁"
　　
　　 12.捐给希望工程,让大山里的孩子早日用上7位数的QQ号码
　　 13.死的时候，QQ上的好友命也不长了
　　 14.留给你qq上年纪最小的网友，然后让他死时留给他qq上年纪最小的网友……然后你就永垂不朽了
　　 15.带到那边继续用，死前嘱咐子孙一定要把我QQ号，MSN，E-MAIL等若干刻我墓碑上，方便临近的坟墓鬼主人晚上出来散步时记下，白天在坟墓不能出来时可以相互交流下，说不定还能认识个倩鬼，来个鬼网恋，嘿嘿……


16.　看我几个孩子，把号码拆开了分给他们。。。
　　我的号码8位，，希望以后的孩子是偶数个

17.你死了也留点钱把QQ整天挂那里,　
　　然后搞个功能,每格2小时发一个信息给QQ的好友:
　我已经死了,现在发消息的不是我,
　　然后你QQ的好友也给你回消息
　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消息的不是我!!!
18.本人已死,有事烧纸
　　小事招魂,大事挖坟

最近，有关石油、地产、出车、医疗涨价等以及银行服务收费的消息，充斥媒体和政府发言人的口中，这些行为的发生都是强行剥削公民的个人利益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府行为，一边是民众处于怨声载道，一边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铺天盖地的粉饰，其中不断重复的最妖言惑众的就是以下观点：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市场行为！
听见这种解释，我不禁想：如果让我见着这个说话的人我会朝他脸上扔N个鸡蛋，其实我不主张暴力，但以显示我对这种无耻观点的不屑和蔑视！

我想请问那些高论者：我们现在的市场是真正的市场吗？你的所谓的竞争起点与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吗？你吃饱了奶然后挺着腐败的肚子和一个骨瘦如柴的饥民掰腕子，你把你妈的脸都丢尽了，你还在那里得意洋洋？！

我想请问那些高论者：你知道现在最大的国际惯例是什么吗？！记住了，不要脸的东西们：是民主和人权！！

民主就是要让你们这帮腐败者暴露在阳光下，不是让你们躲在阴沟里，一边哭喊着与国际惯例接轨，一边象硕鼠一样的蚕食国家人民的利益中饱私囊！

人权就是机会均等的人人享有的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什么与猪狗看齐的生存权！

你们为了贪得无厌的捞取利益，已经和对你们有利的国际惯例接了多少次轨？！
你们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减少损失，已经回避了多少对你们不利的国际惯例？！
你们利欲熏心，以至于国外的所有好东西你们全都掌握，只是全都被你们歪曲的不成样子了！！

为了堵住别人抨击你的嘴：
听证会是个好东西吧，可是你们活生生的给改成了涨价会！
媒体是个好东西吧，可是你们活生生的给改成了为你所用的喉舌！
人权是个好东西吧，可是偏偏被你们解释成了向猪狗看齐的生存权！
工会是个好东西吧，可是你们活生生的给改成了与工人无关的摆设！
自由是个好东西吧，可是声吞活剥的楞加了主义两个字，而使其在中国变成了过街老鼠！

石油、地产、出车、医疗等涨价，你们就说国外比我们的还高，你明知道国外为什么高，那是因为国外的福利制度公共投资比国内高的不知多少倍！可是,你只说高却不说为何高而忽悠民众，说你们丧尽天良是冤枉你们吗？？

教育产业化以及医疗产业化，你们的两片嘴唇上下一碰，多少底层民众辛苦一生的积蓄就付之东流了，没有话语权的底层民众只有忍受的权利，忍受着数座大山令人窒息的压力，无法忍受的只好用生命表达对你们的血泪控诉！

银行储蓄收费，可是你知道国外的银行的管理和服务吗，你们能接轨吗，只接轨收钱,接轨管理和服务，除了你们这帮不要脸的东西，真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能作出这样的事？

我只想说，如果你们能与国际最大的惯例接轨，那么就可以少贪几千个亿、少吃几千个亿、少跑公车几千个亿、少造点楼堂馆所几千个亿、那么：石油、地产、出租车、医疗等都有赚了，孩子们都能享受义务教育了，病人都可以享受医疗资源了，银行也不用抠吃那块服务费了，还有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因为懂得八荣八耻了！让社会因此和谐了！这不正是我们的领袖所倡导的吗？快与国际最大的惯例民主与人权接轨吧！！

你知道现在最大的国际惯例是什么吗？!记住了，不要脸的东西们：民主和人权！！

　最近这些年，每当高考结束、分数线公布，总会传出几起消息：孩子的考分上线了，但家长却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于是便自杀了。
　　中国每年自杀者数十万人，都是默默地死去。但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却颇有“轰动效应”，媒体总是闻死而动，极尽渲染之能事。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表达满腔同情的同时，则是对高校的“高收费”表达满腔的义愤。不久则会有后续消息出现：一些好心人为这个孩子捐足了学费，这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却能迈进大学的门槛了———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学被置于极为不义的境地。
　　高校的收费怎样才合理，应该是一个并不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不敢瞎说。但我敢肯定地说，如今的大学，问题成山，每当听到那种“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语，我就想笑。而在这成山的问题中，收费即使成为了“问题”，也决不是那种足以令人发笑的问题。
　　那么，那些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家长，就不值得同情么？当然值得同情。但我想斗胆说一句，他们不仅仅应该被同情，还多少应该受到谴责。人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起有些困境来，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就一死了之，不能不说是过于不负责任的。至于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当然可惜。但家长和社会应该帮助他们懂得，人生的路不只一条，人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既然有能力考上大学，就也有能力做好别的事情。在别的人生之路上，也有鲜花和欢笑，也有成功和幸福。说到底，在任何时代，都有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在校期间的吃、穿、住、用，也是不小的开支，也一定有承受不起的家庭。
　　去年，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特意了解了日本的大学收费情况。日本大学的收费，按照两国的收入比例，决不比中国的大学低。于是我问学生，是否也有那种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庭。学生的回答是：当然有，而且不少。我又问，他们不因为上不起大学而心理失衡，而痛不欲生吗？学生回答道：不，他们不会的。上不起大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成为怎样的问题。高中毕业了，上不起大学就去谋一份工作，照样可以享受人生，照样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什么日本人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上不起大学这一问题，而中国人却不能？我想，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贫富差别的不同心态。造成这种心态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如果把这类家长自杀的悲剧仅仅归咎于大学的所谓“高收费”，恐怕是很短视的。
　　平等与公正，并非同一回事。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让孩子能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应该成为父母奋斗的一种重要动力。当所有的父母都为此而奋斗时，社会就改善着、进步着。当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大者的子女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时，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小者的子女也应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仅仅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便自杀，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决不像许多媒体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时，如果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同情和对大学倾泻义愤，那在唤起一些人捐款的同时，很可能也预约了明年同样的新闻素材
王彬彬
　　
　　最近这些年，每当高考结束、分数线公布，总会传出几起消息：孩子的考分上线了，但家长却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于是便自杀了。
　　中国每年自杀者数十万人，都是默默地死去。但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却颇有“轰动效应”，媒体总是闻死而动，极尽渲染之能事。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表达满腔同情的同时，则是对高校的“高收费”表达满腔的义愤。不久则会有后续消息出现：一些好心人为这个孩子捐足了学费，这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却能迈进大学的门槛了———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学被置于极为不义的境地。
　　高校的收费怎样才合理，应该是一个并不太简单的问题，它牵涉到方方面面。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不敢瞎说。但我敢肯定地说，如今的大学，问题成山，每当听到那种“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语，我就想笑。而在这成山的问题中，收费即使成为了“问题”，也决不是那种足以令人发笑的问题。
　　那么，那些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家长，就不值得同情么？当然值得同情。但我想斗胆说一句，他们不仅仅应该被同情，还多少应该受到谴责。人生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比起有些困境来，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就一死了之，不能不说是过于不负责任的。至于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却不能上，当然可惜。但家长和社会应该帮助他们懂得，人生的路不只一条，人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既然有能力考上大学，就也有能力做好别的事情。在别的人生之路上，也有鲜花和欢笑，也有成功和幸福。说到底，在任何时代，都有上不起大学的人。即使大学零收费，在校期间的吃、穿、住、用，也是不小的开支，也一定有承受不起的家庭。
　　去年，我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特意了解了日本的大学收费情况。日本大学的收费，按照两国的收入比例，决不比中国的大学低。于是我问学生，是否也有那种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家庭。学生的回答是：当然有，而且不少。我又问，他们不因为上不起大学而心理失衡，而痛不欲生吗？学生回答道：不，他们不会的。上不起大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成为怎样的问题。高中毕业了，上不起大学就去谋一份工作，照样可以享受人生，照样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什么日本人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上不起大学这一问题，而中国人却不能？我想，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贫富差别的不同心态。造成这种心态又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如果把这类家长自杀的悲剧仅仅归咎于大学的所谓“高收费”，恐怕是很短视的。
　　平等与公正，并非同一回事。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让孩子能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应该成为父母奋斗的一种重要动力。当所有的父母都为此而奋斗时，社会就改善着、进步着。当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大者的子女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时，那些对社会贡献很小者的子女也应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仅仅因无钱供孩子上大学便自杀，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决不像许多媒体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媒体在报道此类事情时，如果只一味地对死者倾泻同情和对大学倾泻义愤，那在唤起一些人捐款的同时，很可能也预约了明年同样的新闻素材

     高额的收费是高校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学生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父母却成了牺牲品.如果我是那个学生我宁愿不上学,也不会因为上学而失去父母.上学成为一个人飞皇腾达的敲门砖,这和孔乙己与范进中举那个时代有什么差别,我们常常批判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难道我们不该反思吗?我想他门的父母在天之灵也会说,杀他们者-----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呀.而不会说杀他们者儿子呀.